重本抑末 重农贵粟——晁错《论贵粟疏》详解
发布时间：2022-12-29 15:04:11作者：法华经梵文网重本抑末 重农贵粟--晁错《论贵粟疏》详解
肖旭
晁错，西汉政治家。颍川人，少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所，文帝时以文学为太常掌故，被遣从济南伏生受（尚书），还，因上便宜事，以《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土，拜太子家令。又以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他继承先秦法家“重本抑末”思想，力主削弱诸侯势力，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举贤良文学，对策高第，又数上书文帝，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帝不听，然奇其材，迁中大夫。景帝即位，以为内史，言事辄听，始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袁盎申屠嘉皆弗善之，而错愈贵，迁为御史大夫。
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自西汉初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秦楚之际，四方兴起，农民失去土地，不少农民“背本趋末”,弃农经商，造成大饥馑灾难，致使一石米钱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刘邦下令奖耕农桑，休养生息。到文帝刘恒时，晁错上疏皇帝，提出贵粟的主张和具体办法。据《汉书·食货志》记载：错复奏言：“陛下幸使天下人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人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上复从其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使国家经济迅速好转，从而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局面。
本文是一篇奏疏，针对汉初社会经济情况，通过具体分析，提出欲使国富民强，势必“重农贵粟”的思想主张。本文重点是重农贵粟的思想主张，包括贵粟主张的指导思想、具体措施和重大意义等。
本文第一、二、三自然段为第一部分（“圣王在上”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着重阐明贵粟主张的指导思想，即重农抑商、发展农业生产（“务民于农桑”、“贵五谷而贱金玉”）以“开其资财之道”.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为开其资财之道也。”“圣王”,圣明帝王。“食之”,给他们吃。“衣之”,给他们穿。“资财之道”,获得财富的途径。（圣明的帝王身居王位，他的子民不受冻不挨饿的原因，不是他能够亲自耕种供给他们吃，亲自织布供给他们穿，而是因为他能够为百姓开辟生财之道啊。）“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蓄积多而备先其也。”“九年之水”,九年水灾。“七年之旱”,七年旱灾。“亡”,无。“捐”,抛弃。“瘠”,瘦弱。
以上为第一层次，古今对比，阐明今世“不农”有悖于古先圣王“开其资财之道”的宗旨。先说古，从正面树立了榜样。古代圣王是如何治理国家的：他们注重的是为百姓开辟获取财富的途径，注重的是国家的积蓄，因而有备元患，即使有九年之水灾，七年之旱灾，而“国无捐瘠”.然后再道今，进行古今对比，指出当今的现状和危机是：虽然风调雨顺却“蓄积未及”,而“蓄积未及”的原因，就在于“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而从国家的角度讲，就在于未能“劝农力本”.这就为全文的立论奠定了基础。
第二层次（“大寒之于衣”至“故民可得而有也。”）从发展农业、安定百姓和巩固政权的关系上论述了重农贵粟的重要性，阐明“不农”之害，提出“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的主张。
“大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不待”,顾不上。“轻暖”,又轻又暖的衣服。“甘旨”,甜美的食物。“不顾廉耻”,不考虑廉洁和羞耻。指农民起来反抗。（人在寒冷的时候，对于衣服的需求很低，顾不上选择又轻又暖的衣服才穿；饥饿的时候对于食物的需求很低，顾不上挑选甜美的食物才吃；饥饿寒冷危及自身，就不会顾及廉耻，甚而起来反抗。）“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人情”,人的实际情况，指生活需要。“再”,第二次。“不再食”,不吃第二餐饭。“终岁”,一年到头。“保”,抚养、养育。（人之常情，一天吃不上两顿饭就会饿，一年不添棉衣就会冷。肚子饿了，得不到吃的，肌肤冷了，得不到穿的，即使再仁慈的母亲也不能保养她的孩子，仁君又怎能安抚他的百姓呢？）“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务”,使……专力从事。“务民”,使百姓努力从事。“薄”,轻。“赋敛”,赋税。“广”,扩大。（贤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使百姓专力从事于农桑生产。减轻赋税，扩充积蓄，从而充满粮仓，防备水旱灾害，所以就能够拥有人民，得到人民的拥护。）
作者针对当时农民流离失所，农业生产没有保障这一严重现象指出，百姓如果不务农，财富就会不足，财富不足，就会产生贫穷，贫穷就会导致“奸邪”的产生，百姓就可能犯 上作乱，铤而走险。因此，只有“务民于农桑”,鼓励人民积极从事农业生产，才能消灭“奸邪”行为，消灭贫穷，消灭财富不足的现象，才会国富民泰，长治久安。
第三层次，（“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至“贵五谷而贱金玉。”）从粟米布帛珠玉金银的实用价值的对比中，论述了重农贵粟的重要性。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 “上”,指皇帝。“牧”,牧养，引申为统治。“趋利”,追逐财利。“如水走下”,如水向低处流。“亡择”,没有选择。“亡”,同无。（老百姓怎么样，在于国君统治他们的方法，他们追求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管东西南北都不加选择，哪里有利就往哪处走。） “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故也。”（那些珍珠美玉黄金白银作为物品，饥饿的时候不能吃，寒冷的时候不能穿，可众人都认为它贵重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皇上用它的缘故啊！） “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轻资也。”“把握”,手掌里。“在手把握”,拿在手中。“周”,遍。此为走遍，周游的意思。“患”,忧虑。“背”,背离，背叛。“去”,离开。“劝”,鼓励。这里有助长的意思。“亡逃者”,逃亡的人。“轻资”,轻便易于携带的财物。（珠玉金银作为一种东西重量轻、体积小、容易收藏，放在手里便于携带，可以凭借它走遍全国，而没有饥饿寒冷的忧患。这就能使臣子轻易地背离他们的君主，使百姓很容易离开他们的家乡，令盗贼受到引诱，逃亡者得到了轻便资财。） “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长于时”,长成要一定时间。“聚”,聚集。这里指收藏。“聚于力”,收获要费很多人力。“石”,古代一种容量单位，以十斗为一石，一百二十斤。“数石”,意指若干石的粮食。“中人”,中等体力的人。“弗胜”,拿不动。“奸邪”,指奸诈邪恶的坏人。“利”,认为有利。“所利”,所贪求。（粟米、布帛，从土地上产生，在一定的时候生长，靠人力来聚集到市场上，不是一日可成的。几石重的粮食，中等体力的人也拿不动，所以粟米布帛不被奸邪的人所贪图利用，一天得不到它，饥饿寒冷就要到来。所以贤明的君主应看重五谷而轻贱金玉。）
作者针对现实时尚中不利于农业发展的社会风气指出，“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而粟米布帛则“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人日常生活之所需。如果贵金玉而贱五谷，则容易为奸邪所利用。所以真正的明君应当贵五谷而贱金玉，重农抑商。
以上为第一部分，阐明重农抑商以“开其资财之道”的宗旨，论证“贵粟”主张的指导思想。
第四、五自然段为第二部分（“今农夫五口之家”至“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指陈时弊，针对商人兼并、农人流亡的严酷事实，从农民和商人的社会分配、生活境遇的对比中，论证“贵粟”主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今农夫五口之家，……给徭役。”“服役”,给官府服劳役。“薪樵”,木柴。“治官府”,修理官府的房屋。“给”,供给。“给徭役”,应官差。（现在一家五口的农民家中，为官府服劳役的不下二人，能够耕种的土地不过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过一百石。他们春天耕种，夏天锄草，秋天收割，冬天贮藏。砍柴火，修整官府的房屋，供应官差和服劳役。） “春不得避风尘，……养孤长幼在其中。”“私自”,私下，即个人之间。“送往迎来”,指交际往来。“吊死问疾”,祭奠死人、慰问病人。“孤”,幼而无父。“养孤”,抚养孤儿。“长”,养育的意思。“长幼”,抚育儿童。（春天顶着风尘，夏天冒着酷暑，秋天淋着阴雨，冬天受着寒冻。四季之中，没一天歇息。又加上个人亲友间的交际应酬，吊丧探病，抚养孤儿，培育幼儿，这些费用都得在农产品中支出。） “勤苦如此，……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尚、复”,均当还讲。“被”,遭受。“政”,同“征”,征收。“急政”,紧急征收赋税。“不时”,不定期，指无节制。“朝令而暮改”,早晨发布命令，晚上就把赋税命令改了。“具”,交纳。“当具”,这里指当交纳赋税的时候。“倍称”,加倍。“鬻”,卖。“责”,同“债”.（他们辛勤劳苦已经这样，还要遭受水涝干旱的天灾。紧急地征收和繁重的赋税，征收赋税又无节制，早上发布命令，傍晚就改变。当要交纳赋税时，有粮食的人把粮食贱卖，没粮的人只好向人借高利贷。于是就有人要靠出卖田地房屋甚至出卖子孙来偿还债务了。） “而商贾，大者……有仟佰之得。”“商贾”,泛指商人。“积贮”,囤积，这里指囤积粮食等商品。“倍息”,加倍的利润。“坐列”,开设店铺。“操”,操纵、掌握。“奇”,指余物。“赢”,余利，利润。“操其奇赢”,牟取暴利。“文采”,指华美的衣服。“粱”,精细的粮食。“仟佰”,同“阡陌”,田地的疆界，这里指田地。（而商人们呢，大的囤积货物，获得成倍利息；小的就开铺设店贩卖货物，他们拿着获取的利润，每天在市场上观察行情，趁着官府的紧急需要，所卖的货物价格一定要加倍。所以他们之中男的不耕地锄草，女的不养蚕织布，穿衣必定要华丽，吃饭一定要细米大肉。没有农夫的辛苦，却有田地的收获。） “因其富厚……农人所以流亡者也。”“因”,凭借。“交通”,交往勾结的意思。“力”,势力。“吏势”,官吏的势力。指那些大商人与地方势力相勾结，其势力超过了朝廷委派的官吏。“相倾”,互相排挤。“游遨”,游逛。“乘坚策肥”,坐好车，赶肥马。“履丝”,穿丝鞋。“曳”,拖着。“缟”,白色丝织品。（他们凭借财富的丰厚，勾结王侯，权势超过官吏，又因逐利而相互倾轧。他们动辄到千里之外去游玩，一路上他们的车马络绎不绝，乘着坚固的车子，赶着肥壮的马匹，穿着丝鞋，披着绸衣。这就是商人兼并农人，农人逃亡在外不能务农的缘故啊。） “今法律贱商人，……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贱”,以……为贱。“好恶”,爱憎。“迕”,颠倒。“乖迕”,相违背。“立”,树立。这里有贯彻的意思。（如今法律上轻贱商人，实际上商人已经很富贵了，尊重农夫，农夫已经很贫贱了，所以世俗所尊重的，正是君主所轻贱的；官吏所压倒的，正是法律所尊崇的。像这样上下相反、好恶相背，要富国立法，是不可能的。）
这部分作者指出，当时的农民一年辛辛苦苦，到头来却不得不“卖田宅，鬻子孙”,而富商大贾们“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作者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境遇的强烈对比，指出要重农就必须抑商，不抑商就无以重农，从而强调了重农抑商至关重要。而且特别强调，重农抑商不能仅仅停留在政策、法律和口头上，而必须实实在在地落到实处。
第六、七两个自然段为第三部分（“方今之务”至结尾），提出“贵粟”主张的具体措施（“使民以粟为赏罚”“入粟以受爵”），并强调“贵粟”主张的重大意义（“主用足”、“民赋少”、“劝农功”）。
“方今之务，……在于便民以粟为赏罚。”“方今”,当前。“务农”,专事搞农业。“以粟为赏罚”,用粮食作为赏赐手段。（当前最要紧的事情，没有什么比劝民致力于农业生产更好的了。要想让人民专心务农，就在于提高五谷的价格。抬高五谷价格的办法，就在于让人民用粮食作为奖赏和惩罚的手段。）“今募天下入粟县官，……粟有所渫。”“募”,号召。“县官”,指官府。“爵”,封建社会里只有名誉而无官职的贵族等级。“拜爵”,封给爵号。“渫”,同“泄”.分散，流通。“粟有所渫”,使粮食从富人手里分散出来。（现在如果在普天下劝募百姓把粮食交给官府，以此就可以得到爵位，可以免罪。那么富人有了爵位，农民有了钱财，粮食就可以分散到各处。） “夫能入粟以受爵，……令出而民利者也。”“损”,减少。“令出”,法令公布。“民利”,对人民有好处。（如果能够实行献粮受封的政策，那么天下都是有余的人，从有余中取出来供给皇上使用，那么贫苦之家的赋税就能减少，这就常说的减少有余，补充不足，发布这个命令就对人民有利啊！） “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主用足”,官府的需用充足。“劝农功”,鼓励农业生产。（这种办法合乎人民的心愿，补足的有三个方面：一是朝廷的财用充足，二是人民交纳的赋税减少了，三是鼓励了农业生产。）“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政之本务。” “今令”,现行法令。“车骑”,战车战马。“车骑马”,能驾战车的马。“复”,免。“复卒”,免除兵役。“武备”,军队的装备。“神农”,传说中的古代帝王，传说他首先教人种植。“汤池”,以沸汤为池，比喻护城河的深险，不易通过。“步”,古代的一种长度单位，约等于当时的六尺。“带甲”,穿铠甲的，指武装的军队。“大用”,意即最宝贵的东西。“政”,政治，这里指治理国家的意思。“本务”,根本性的大事。（现行的法令规定老百姓如果能出战马一匹，就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兵役。战车和骑兵，是国家的军事装备，所以用免除兵役的办法来鼓励百姓上交战马。古代神农氏流传下来的教导说，即使有数十尺高的石头城墙，数百尺宽的护城河，数百万的军队，然而没有粮食，也是守不住的。由此看来，粮食是帝王最需要的物资，是政事最根本的要务。）“令民入粟受爵，……塞下之粟必多矣。”“五大夫”,汉代第九等爵位。“功”,功效。“擅”,专有。“塞下”,边疆，当时指长城一带。（现在发布法令让人民以献纳粮食受到封爵，爵位到了五大夫以上才能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要比献战马的功劳强得多了。爵位，是皇上所专有的，只要您开口说句话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封给大家。粮食，是人民所种的，它们也会从地里长出来不会缺少。况且得到高位和免除罪过，又是人民所特别乐意的呢！让天下的人民把粮食献到边疆，以此受到封爵、免除罪过，不过三年，边疆的粮食就会多起来了。）
作者论述了重农贵粟和重农抑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后，又对照“今令”中“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的规定，说明了“入粟以封爵”事半功倍的种种好处。最后指出，贵粟的结果不仅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加强国内统治，而且在于能够防备边塞、巩固国防。
本文的中心论点是：“重农贵粟”,“务民于农桑”,“开其资财之道”.
中心思想是：本文针对汉初粮食积蓄少，商人夸富，农民贫困，社会不安定的情况，提出重农贵粟，重农抑商以及“务民于农桑”“开其资财之道”的主张，指出只有“薄赋敛，广畜积，实仓廪”,才能国富民安。
本文重点是“重农贵粟”的思想主张，包括贵粟主张的指导思想、具体措施和重大意义等。
1、贵粟主张的指导思想，“重农抑商”以“开其资财之道”.作为奏疏，既要充分陈述政见，又要考虑不能冒犯 皇上，使皇上能够采纳意见。因此，文章开篇即从尊古意识出发，以古代圣王的业绩比照现实，指出今世无天灾，而“畜积不及”的关键在于“不农”.在此基础上进而阐明“不农”之害，并通过珠玉金银与粟米布帛价值、作用的比较分析，提出“务民于农桑”、“贵五谷而贱金玉”的主张，明确重农抑商以“开其资财之道”的宗旨，从而论证了贵粟主张的指导思想。
2、贵粟主张的具体措施。贵粟主张是针对“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所导致的商人兼并农人，农人流亡的社会现实而提出的。其具体措施是：“入粟受爵”、“以粟为赏罚”.这是晁错“贵粟”论的核心内容。这一措施其利有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既与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相吻合，又能矫正贱五谷而贵金玉的时弊，使国富民安。因而被文帝所采纳。
该文的难点在于透过贵粟主张的现实针对性，进而领会文章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本文虽开篇即阐明重农抑商以“开其资财之道”的宗旨，论证“贵粟”主张的指导思想，但文章所论并非我国固有的重农思想的泛泛之谈，而是具有了强烈的针对性。文章第三部分指陈时弊，是本文现实针对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提出“贵粟”主张具体措施的重要基础。汉文帝并非不肯重农，关键在于政策失误。文章通过务农与从商的苦乐对比分析，指出“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为商人“兼并农人”造成可乘之机，以而形成农人流亡，国难富，法难立的局面。这便为提出“以粟为赏罚”的具体措施奠定了现实基础。
“重本抑末”本为先秦法家思想，也是汉初基本国策。作为一种思想主张，虽不难为国君所接受，但力避空泛，密切关注社会，则却未必切实可行。理论的生命，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文的高明之处，是作者能够在传统重农认识的基础上翻进一层，把重点放到“贵粟”问题上，紧密联系实际，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而不仅论说有力，说服了国君，而且切中讨弊，缓和了农民大量逃亡、土地兼并日渐加剧以及边防力量不足等现实矛盾，对汉代生产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该文的写作特点
1、本文主要釆取了层层对比分析的方法进行论证。文章通篇正反对举，观点鲜明。开篇即以古今比况，阐明今世“不农”有悖于古先圣王“开其资财之道”的宗旨；继而论不农之害与重农保民之理形成对比，提出“务民于农桑”的思想主张；接着通过珠玉金银与粟米布帛价值、作用的比较分析，强调明君应重农抑商“贵五谷而贱金玉”的道理。第二部分指陈时弊，以农夫与商人苦乐的对比分析，指出“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的根本原因。第三部分提出对策，则通过“复卒”和“人粟受爵”利弊优劣的比较分析，以论证“贵粟”主张的重大意义。总之，通篇正反对举，力陈利弊得失，使正面观点更为鲜明，更具说服力。
2、行文中运用了议论的连锁推理，如“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着，不地着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由此及彼，环环相扣，增强了文章的论辩力。
3、立论精辟，论述严密。文章的中心意旨是阐明“重农贵粟”的思想主张。第一部分先阐明重农抑商以“开其资财之道”的宗旨，为“贵粟”主张确立坚实可靠的理论依据。第二部分指陈时弊，正确的政策是实施基本国策的根本保证。文章通过对比分析，尖锐指出“急政暴虐，赋敛不时”的政策，是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文章最后部分提出“以粟为赏罚”的具体措施，并论此措施“主用足”“民赋少”“劝农功”等三大作用，从而与开篇提出的重农抑商以“开其资财之道”的宗旨一脉相承。全文围绕“重农贵粟”的思想主张，阐明宗旨，指陈时弊，层层推进，逐层深入，立论精辟，论述严密，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