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常识问答（五）
发布时间：2023-02-22 21:06:50作者：法华经梵文网 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
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和年代，现在很难考定。最初传入时，不过在少数人中奉行，未必为上层官府和史官之流所注意。公元前二年，大月支国(原居我国甘肃的一个强盛的少数民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国家)国王的使者伊存到了当时中国的首都长安(即今西安)，他口授佛经给一个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这是中国史书上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记录。我们可推断，由于在此一百二十年前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的结果，当时由印度传布到中亚细亚的佛教很可能早已通过行旅往来而向东方渐进。也有传说：在与印度阿育王(约公元前272--226在位)同时的秦始皇(公元前246-210在位)时代，已有印度的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来到我国咸阳。阿育王时举行第三次结集约在公元前250年，会后派大德赴各国传教，前来中国很有可能。另外，也有认为宋玉《高唐赋》和《史记始皇本纪》中的“羡门”即沙门的，但因无译述学说传世，无从确考。
佛教最初传入的年代既是传说纷云，很难考定，为什么一般公认是开始于汉明帝的求法呢？
史籍记载，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派遣使者十二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公元67年他们同了两位印度的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带回经书和佛像，开始翻译了一部分佛经，相传就是现存的《四十二章经》，是《阿含经》的节要译本。同时在首都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就是今天还存在的白马寺。这个寺据说也是以当时驮载经书佛像的白马而得名。根据这个传说来看，佛教的传入中国虽不始于汉明帝，而佛教作为一个宗教，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崇信，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它的基础和规模，可以说是始于汉明帝年代。公元73年班超使西域，以后三十六国内属，西域道路畅通，当时著名科学家和文学家张衡(78-139)写的《西京赋》就提到“桑门(即沙门)，可见那时佛教僧徒的存在已开始成为引起文人学士注意的社会现象了。
佛教入中国的途径除了最初由陆路从西域而到关中之中，有无经由海路到达吴楚的可能？根据汉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信奉佛教的情况来看，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同意这个看法。据史籍的记载看来，当时楚地佛教的传播比起中原，似乎更盛一些。
中国佛教什么时候开始有自己的出家佛教徒的？
中国很早就有了本国出家佛教徒，汉明帝听许阳成侯刘峻出家是最早的记载。但最初那些僧人仅是从师出家，剃除须发，照戒律生活，还没有受戒的制度；到公元250年来自中印度的昙柯迦罗在洛阳白马寺正式建立戒坛传戒，中国才开始有了如法的比丘。由于没有外国比丘尼到来，最初女人出家为尼的也只是剃发罢了；稍后从大僧受戒，还不具备完全的受戒制度。到公元429年，由斯里兰卡先后来了以铁萨罗为首的十九位比丘尼，才使她们的受戒具备完全的条件；从此，中国才有了如法如律的比丘尼。
佛经的翻译始于何时？
佛教在中国的弘传是和佛经的翻译事业分不开的。最早的翻译，前面已经提到，摩腾、竺法兰在汉明帝时开始翻译过《四十二章经》，据说还有一些别的经。这就是最早的翻译。
以后，汉代还有哪些著名的翻译家？
在初期(公元二、三世纪)的译师中，我们不能不提到安息国(在今伊朗一带地方)的安世高，月支国的支娄迦谶，康居国(在今苏联吉尔吉斯地区)的康僧铠、康僧会，和一位有月支人血统的最早西行求法之一的中国僧人竺法护，同时还有朱士行于公元260年西行求法。由于他们的努力，不少声闻乘的和大乘的经藉被翻译为汉文。
这些译师所传译的经典有什么不同？
他们中间主要有两个系统：一是小乘学派，以《阿含经》和”禅数“之学为主，可以安世高为代表；二是大乘学派，以《般若经》和净土信仰为主，可以支娄迦谶为代表。两派同时并行。
那时的翻译对后来的佛教有什么影响或作用？
当时翻译事业还在初创时期，限于各种条件，还未能进行有计划有系统的翻译，所译的经书很少是全译本，而翻译文体也还没有能够确立，但是他们已经出色地做到了开辟园地的工作，为佛教在中国思想界树立了地位，并且扩大了影响。
佛教传入后有不少人研习弘传，中国僧界出现过什么样的重要人物曾促进佛教的发展？
佛教在中国的广大流行，开始于四世纪，当时中国僧界道安法师是一位重要人物，是起了很大积极作用的佛教领袖。他是我国最早的热心传教者，曾经派遣徒众到各地大弘佛教。他又是我国第一个僧伽制度建立者。他努力寻求戒律，以补当时律藏不齐全的缺陷，并制定了当时全国风从的僧尼轨范(中国僧人出家后，废除原有姓氏，一律以”释“为姓，是由道安提倡并从他开始的)。他整理了已译出的经典，撰成了中国第一部”经录“；他极力奖励翻译事业，并第一次总结了翻译的经验。在他的主持下，翻出了许多重要经论，集中和培养了许多学者和翻译人才，为后来鸠摩罗什的大规模翻译事业准备了有利条件。
佛教的确立，首先在于戒律，经过道安的努力，以后还有哪些律部的传译？
道安和他的弟子们寻求戒律的热心，对于律藏的充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道安在世时，已经得到大量的戒本，并且翻译了其中的一部分，可惜那些书己经失传了。之后不久，来自克什米尔的弗若多罗和昙摩流支，先后帮助鸠摩罗什译出了萨婆多部《十诵律》，这部律得到鸠摩罗什的老师卑摩罗叉在江西大为弘扬；佛陀耶舍(也是克米尔人)在公元410年又译出了昙无德部《四分律》；奉佛音尊者之命，由斯里兰卡来到中国的僧伽跋陀罗译出了《善见律毗婆沙》。五世纪初法显法师游历天竺，主要也是为寻求戒律而去的。法显法师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国古代伟大的求法者和旅行家，他的不朽的”游记“和其它方面的成就，可能容易令人忽视他最初求律的动机和这方面的成就。他除带回许多书籍外，并且带回了《摩诃僧祇律》和弥沙塞部《五分律》，前者已由他自己和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的佛驮跋陀罗译为汉文，后者则在他逝世后由佛陀什(克什米尔人)翻译了出来。另一位伟大的求法者，七世纪的义净，也是抱着学律的志愿而远游的。他带回了而且译出了一切有部的十一种著作，从而使律藏大为完备。因此汉文译出的律藏有《四分律》六十一卷，《一切有部律》一百五十七卷，《十诵律》六十一卷，连同各部的羯磨文和戒本及解释律文的诸论，先后译出而现存的约五百卷。后世中国高僧们关于律部的著作，现存的也有五百卷以上。至于中国比丘戒的传承，在南北朝时代，北方传《四分律》，南朝是《十诵律》。及隋朝统一中国，政治上以北统南，佛教戒律也是这样，从隋代起，一直只传北方昙无德部的《四分律》。藏语系佛教地区向来是传一切有部律，傣族地区则流传着与斯里兰卡、缅甸等国相同的上座部律，与《四分律》(法藏部律)同一源流。
关于律藏翻译流传的历史和情况，听到上面所谈，已经知道大概了，请再谈一谈经藏和论藏大规模有系统的翻译是从什么时代什么人开始的？
佛教经论大规模有系统的翻译，应该说是开始于五世纪初的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的翻译事业比以前有哪些特点？对后来的佛教和中国思想文化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鸠摩罗什的翻译事业，有着前人所未有的优越条件，那就是当时政府(姚秦)的大力支持和有在道安影响下产生的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一大批义学僧人的辅助。但是他的伟大成就是由于他有丰富的学识和持久的努力，这一位有印度血统在今天中国西北(新疆库车)出生的智慧卓越的大师，是中印两大民族共同的光荣。他和后来的玄奘法师是翻译事业中两大巨匠，他所译出的三百多卷典籍，不仅是佛教的宝藏，而且也是文学的重要遗产，它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上的影响非常巨大。在他的讲授和指导下，造就了成千的人才，使当时的佛教得到大大的提高和发展。
前面说过，罗什的翻译是有系统的，不知是属于哪一个系统？
就佛学方面来说，鸠摩罗什最重要的贡献是在于对由龙树创立的中观系统典籍的介绍。由于他的努力，这一系的经论著作，如《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维摩经》、《法华经》、《大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金刚经》等，以及《大品般若经》的解释--《大智度论》，都传到中国来，为中国法性宗开辟了广大的基地。
鸠摩罗什之后还有哪些著名的翻译大家，又是属于什么系统？
鸠摩罗什的译业进行于公元401--413年间，主要是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大乘空宗龙树、提婆的学说。罗什之后，重要译师来者相继，主要经论不断译出。如觉贤于公元418-421年译出《华严经》，昙无谶于421年译出《大般涅槃经》，求那跋陀罗于443年译出《楞伽经》等。这些经典的译出对中国佛教义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公元六世纪初菩提流支来华(508)创译大乘有宗无著、世亲一系的论典，其中《十地经论》影响尤大，传习者形成地论师一派(分南北两道)。以后真谛三藏(498-569)于公元546年来华，563年译出无著的《摄大乘论》和世亲的《释论》，564年译出世亲的《俱舍论》，566年到567年又重译《俱舍论》。真谛不仅是翻译大家，而且是也是一位义学大师，来华日久，擅长中国语言，所译经论，随翻随讲，弟子记述成为义疏，传习之者称为摄论师及俱舍师。真谛到中国后二十余年遭逢兵乱，于颠沛流离中仍能译出一百数十卷重要经论，形成中国佛教的重要义学派别，是罗什以后玄奘以前二百余年中贡献最大的译师。
唐代玄奘是传译瑜伽学派的，真谛也是传译瑜伽学派的，对比之下，他们译传瑜伽学有什么不同？
据玄奘所传，戒贤生于公元528年，可以推定护法约生于530年。而真谛生于498年，故真谛长于护法三十余岁。又真谛译有陈那著的《无相思尘论》(即玄奘译的《观所缘缘论》)和《解拳论》(即义净译的《掌中论》)，陈那是世亲的弟子而为护法之师，可见真谛是介于陈那、护法之间的佛教有宗大师。玄奘所传以护法的学说为正义，其门下传述以真谛之学及地论师之说为旧说或旧译，而称玄奘所传为新译，古人(唐灵润)归纳有十四义不同。如旧译认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新译则认为有一分无性(佛性)有情；旧译认为佛果理智不二，新译则认为理智各别(即分断、智二果)；旧译于三性中遍计所执及依他起二性俱遮，新译唯遮遍计所执；旧译以缘起之本唯在第八识，新译则八个识及相应心所皆为缘起之本。又真谛译之《转识论》以阿陀那为第七识，新译则以为第八识。真谛所传之摄论宗更立第九识，新译则无此说。总之，新旧两译同属有宗，宗旨相同，因时代先后，各成一家之言，义解稍有差异，也很自然。但真谛所译传之学在隋唐之际的中国佛教界曾激起很大波澜，因而引起了后来玄奘法师到印度去深入研究的动机。真谛来华后至玄奘赴印前的八十余年中(546-627)，印度佛学也经历了剧烈的变化。最初护法和清辨兴起了空有之争，接着月称和清辨又同室操戈而使空宗分成为自续、应成两派，月称又和月宫进行了长期的论战，护法的弟子法称也对祖师陈那的因明进行新的改革。学说总归是辨析日精后胜于前的，玄奘所承之学大体说来是较旧译更为精审的。
你说到印度去深入研究法相瑜伽学的玄奘法师，是不是为大家所知道的那位到西天取经的“唐僧”或“唐三藏”？
是的。但”唐僧“、”唐三藏“用在一个人身上却是错误的。唐是当时我国的国号，这两个名词现代语来说就是中国僧人，中国的三藏法师。对佛教中人，这本来是常识问题，但社会上误解的人太多了，不能不解释一下。
那么他的大概事迹请介绍一下好吗？
对于人人都知道的玄奘法师，是用不着详细介绍的了。这一位孤征十七载、独行五万里、足迹遍于西域、印度百三十国而且留下一部不朽的游记--《大唐西域记》的伟大旅行家；这一位通达中印文字、洞晓三藏教理、由留学僧而最后主持当时印度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的讲席，受到了印度及西域各国国王和僧俗人民欢迎敬重的伟大的佛教学者；他以毕生精力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事业，译出经论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约五十万颂)；他的系统的翻译规模、严谨的翻译作风和巨大的翻译成果，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了超前绝后的光辉典范。他的成就和贡献不仅在佛教方面，而且在学术方面，都是非常重大的。他不仅比较全面地系统地译传了大乘瑜伽有宗一系的经论，而且把空宗的根本大经--《大般若经》二十万颂也完全翻译过来；又把小乘说一切有部的重要论典几乎全译过来。另外，他又独得印度一位罕有的佛教天才大师护法菩萨的秘传之作，如和会空有两宗的《广百论释》和编入《成唯识论》的护法正义，印度都无传本。由此可见，他实际上已成为印度佛学发展到最高峰的首屈一指的集大成者。故在戒日王为他举行的十八日无遮大会上，他高踞狮座，陈义立宗，无人敢出而与他对扬争锋。因此，大乘学者共尊他为”大乘天“(Mahāyānadeva，即”大乘的神“)，为祖国赢得了当时两大文明古国间学术上最高的荣誉。百余年后，日本僧人金刚三昧(公元818年前后在华)游印时看见中印的僧寺中都画有玄奘所着的麻履(即麻鞋)及所用的匙、筋，以彩云烘托，”每至斋日辄膜拜焉“(见段成式《酉阳杂俎 前集》卷三及《续集》卷二)。可知印度当时佛教界已把玄奘的麻鞋当作佛的足迹一样敬重、供养了。一个学者在外国享到这样高的尊敬，除了各大宗教的教主，历史上尚无第二人。直到现在日本佛教学者仍然认为玄奘法师这样的人才，只有中国这个伟大民族才能产生出来，玄奘法师确实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
历史上象玄奘法师这类人物，可否再介绍一、二？
再举法显和义净法师。前面提到，法显法师于公元399年，以六十五岁高龄发迹长安，涉流沙、逾葱岭，徒步数万里，遍游北印，广参圣迹，学习梵文，抄录经典，历时多年，复泛海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经耶婆提(今印度尼西亚)而后返国。时年已八十岁，仍从事佛经翻译。他著有《佛国记》，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义净法师稍晚于玄奘，取道南海去印度求法，经时二十五载，凡历三十余国，寻求律藏，遍礼圣迹。回国后翻译经律五十多部二百多卷，撰有《南海寄归传》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法显、义净和玄奘法师一样，都是以大无畏的精神，为法忘身，冒九死一生的艰险，为求真理而百折不挠，鲁迅称赞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确非过誉。他们为我们伟大民族争得了荣誉，为灿烂的东方文化增添了异彩，为佛教的发扬光大建立了不世出的奇勋。他们是不朽的翻译家、思想家和旅行家，他们对祖国文化的发展和提高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除前面所讲的几点之外，历史上曾有许多人从事佛典的翻译弘传，还有哪些著名的代表人物？
中国汉语系佛教翻译事业持续了十个世纪(二至十一世纪)，翻译过来的经律论三藏共有一千六百九十余部，六千四百二十余卷，著名的本国和外国来的译师不下二百人。除前面提到的诸人之外，如印度的昙无谶、佛驮跋陀罗、菩提流支，巴基斯坦的那崛多和施护，阿富汗的般若，柬埔寨的曼陀罗仙和僧伽婆罗，以及斯里兰卡的弘传密教的不空三藏等都是大家所熟悉的。通过这样多的人持久不懈的辛勤努力，把佛教的声闻乘、性、相、显、密各系统的学说都介绍到中国来，从而形成了中国佛教的巨大宝藏。1954年中国全国文学翻译工作者会议上，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在他的报告中说：“我国的翻译事业，是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我们的先辈在翻译佛经方面所树立严谨的科学翻译方法，及其所达到的卓越成就，值得我们引以为骄傲，并且奉以为典范”。毫无疑问，中国古代的翻译事业，给灿烂的汉民族文化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在世界上是无可匹敌的。它是我们足以自豪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一。但是，我们还必须指出常常容易忽略然而非常重要的另外一面。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各个兄弟民族在创造全民族的文化中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和出色的成绩，在佛教方面尤其如此。西藏在吐番王朝时期，由于文成和金城两公主的下嫁，引进了盛唐文化和佛教的信仰，并创制了通用至今的文字。到持松德赞时期，迎请了印度当时最著名的显教学者寂护、莲花戒和密宗大师莲华生等建寺立僧，从事系统的翻译；同时又由沙州和向唐朝请去汉僧传授禅宗，讲经说法；到赤热巴中(即巴黎可足或彝泰赞普，815-836在位)时，又迎请印度大德多人和西藏学者一起厘定译名，校正旧有译文，补译大量经论。公元十世纪以后西藏开始了佛教后弘期。直到1203年印度超岩寺及各大寺被入侵军破坏，三四百年间印度和西藏两地传法求法的大德往来不断。举其最著名者，如出生于孟加拉的阿底峡尊者(982-1053)，是印度当时学德最高的大师，于1042年应请至藏，创立迦当派。其学说为后来宗喀巴大师(1357-1419)所继承，创立了格鲁派(即黄教)，遍传藏、汉、蒙广大地区。又西藏的玛尔巴曾三度赴印学法，创立了迦举派(即白教)，此派在明代曾长期掌握西藏地方政权。世界知名的西藏圣人弥拉日巴即此派的第二代祖师。其余译经传法的大德难以备举。自公元八世纪中叶至十三世纪中叶五百年间，西藏译出的三藏经籍就已收入甘珠、丹珠两藏计算，部数五千九百余种，分量约合三百万颂，约当汉译一万卷。在藏译藏经中重译甚少，故实际内容大大超过汉译藏经。其中尤以空有两宗的论典以及因明、医方、声明的著作和印度晚期流行的密教经论，数量庞大，为汉译所未有。由于藏文翻译照顾到梵语语法的词尾变化和句法结构，因而极易还原为梵语原文，所以受到现代佛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另外，在清代曾进行满文大藏经的翻译。近代还发现西夏文大藏经以及回鹘文佛经的残卷。还有，我国的傣族文化一向不为人所知，解放后才发现傣族有非常丰富的傣文著作，其中即包含有南传巴利三藏的傣文译本。由此可见，我国各族文字的大藏经是人类文化史上极为罕有的巍峨丰碑，其中凝聚了多少世代人的聪明智慧和辛勤劳动，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坚韧精神和伟大气魄，这是我们可引以自豪的无价的精神宝藏。现在我国决定校勘出版《大藏经》作为整理古籍的重要项目之一。这是我们佛教界值得引以为庆的大喜事，也是国际文化学术界所衷心仰望、企盼已久的大喜事。
